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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核阅读|新裤子、达达乐队、海龟先生告别“地下”,乐队的盛夏能有多长?

2019-08-21 1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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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队的夏天》让曾经&凯发国际娱乐平台网址ldquo;地下”的乐队们浮现在大众视野里,而借此,人们是否有机会去揭开独立音乐产业头顶的那块红布?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 李佳董力瀚 编辑|董力瀚 头图来源|被访者

完成这期关于职业故事的内容后,我们才真正意识到,或许没有人的职业选择真正经得起追问,更何况,他们向来都站在被主流价值忽视的那个叫做“独立音乐”的角落里。

在新裤子、达达乐队和海龟先生身上,我们能看到独立音乐人过往对自身职业的犹疑、摇摆和重新的笃定,在此之外,更重要的问题也随之浮现了出来:一档已经引发热议的综艺节目是否已经证实了某些切实存在的价值?人们是否有机会去揭开独立音乐产业头顶的那块红布?

新裤子:我们还在Modern 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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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被访者

“我们不是晚会明星,我们不在Modern Sky”

2010年的草莓,新裤子没有出现在舞台上,顶替他们的是果味VC。

那时候乐迷才知道,合约到期,新裤子没续。算起来,他们和沈黎晖合作的时间,比摩登天空的历史还要长。1996年,新裤子就签约了摩登天空的前身“风景科技”,那一次解约,是新裤子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走。

一年后,他们又回来,彭磊说了句不知是服软还是场面的话,“像新裤子这样的乐队,跟别的任何类型的唱片公司都不搭,还是摩登天空最适合我们。”

然而回归后发的新专辑《SEX DRUGS INTERNET》里,彭磊依然唱到:“我们不是晚会明星,我们不在Modern Sky(摩登天空)”。到今天,沈黎晖还记得这句歌词,提起来就直嘬牙花子。

最近因为《乐队的夏天》,彭磊和沈黎晖的关系又被讨论起来。提到对方也没少挤兑。

电影《缝纫机乐队》带火了新裤子的歌曲《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当时沈黎晖觉得意外,“你想像不到那几个人,长得也不行,说话大舌头,你也不知道他哪天就会怎么样。”

没想到两年后,彭磊又火一次,顺带在节目里吐槽摩登是“不负责任”的唱片公司。

这话沈黎晖听来,反而觉得彭磊这是仗着俩人私交不错。“他是可以胡说八道,也觉得说这些不会得罪我,他说什么我都会爱他,对吧?所以我们在一起也不用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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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黎晖。摄影:邓攀

2011年4月回归后,新裤子就去美国参加了全球最大音乐节之一的Coachella,键盘手庞宽回忆那时候已经不是三大件的天下了,“很多国外乐队已经是半摇滚、半乐队和半电子,人家都那么艺术。”

回来一对比,国内摇滚乐还是老样子,受了艺术刺激的新裤子写下了他们的第七张专辑《SEX DRUGS INTERNET》。

这一次的封面上,没有设计任何卡通和人像,只是在一堵墙面前放了块透明玻璃板,大大写着SEX、DRUGS、INTERNET几个字母,这被视作新裤子在向上世纪70年代朋克盛世的一曲“Sex & Drugs & Rock & Roll”致敬。

《乐队的夏天》里,新裤子演唱的第一首歌《别再问我什么是迪斯科》也出自这张专辑,后来80年代的“Disco女皇”张蔷复出时,也以这首歌作为主打。

但新裤子和张蔷这样的演出组合,却让音乐节的90后观众觉得时髦又有距离感。摩登天空公众号上的一篇文章曾写过:在一场草莓音乐节上,当上一个乐队演完,新裤子上场再次用合成器制造冰冷迷幻的音浪时,底下的人几乎都走了。

这让彭磊和庞宽感到沮丧,也是他最初在乐夏谈到“挺伤心”这个话题时的说辞,乐队的生命力在舞台上,但演出时,发现台下没有互动,他们开始产生怀疑,到底是哪出现了问题?

《摩登天空》杂志主编王硕记得这样的状况持续了一阵,新裤子再表演那些电子合成器的东西时,台下根本没人看,嗨不起来,票也卖不出去,他们终于意识到还是自己的音乐走的太超前了。彭磊和王硕对于当时流行的东西有过交流,“必须得前面主歌唱的倍儿没劲,然后咣的一下提起来,大伙就都嗨了,现在就得这样。”

真正开始转变,是在彭磊有了孩子之后,“养孩子还是挺困难的。”

这帮人对赚钱不是没追求,彩铃当年火的时候,刀郎的公司仅彩铃一项便收入1200万元,这可比做传统唱片强多了。那时候,新裤子还在摩登天空的地下室里录音,沈黎晖点拨彭磊,“彩铃特值钱,你写一首手机上能用的,咱们就发了。”

彭磊根本写不出来,最后搞出来一张《龙虎人丹》,沈黎晖听了说,“这什么破玩意儿啊,没有一首歌能当彩铃的。”但2006年的这张专辑问鼎了《滚石》杂志所评选的年度十大华语唱片之首,新裤子也全面拥抱起合成器音乐。

如今呢?当年写不出彩铃的彭磊,如今决定倒车,拥抱观众。

“我不要在失败孤独中死去,我不要一直活在地下里”

2013年,新裤子发了首单曲《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风格就此转向彭磊嘴里的“土摇”。彭磊形容过对“土摇”的理解,“只要一个吉他,副歌时候踩失真,然后开始嚷嚷叫唤,高八度的嚷嚷,歌词要特别长,小学生作文那么长,写出内心的苦闷和呐喊就行。”

于是那阵子,彭磊经常没事就看看《知音》《读者》《青年文摘》,从鸡汤文中找灵感。

彭磊看上去是想明白了,“你其实做的是一个产品、商品。”之前写歌,他更多是为了自己,但后来慢慢发现要做一个有商业标准的东西,其实是有挑战的。“怎么才能达到那个标准?怎么把这个商品搞得特别合格?其实观众就是最好的检验。”

“伤心”、“孤独”、“忧伤”这样的字眼,频繁从大舌头彭磊的嘴里含混唱出来,2013年之后的时期,他们称作自己的“黑暗时代”。

庞宽觉得这些音乐代表的就是彭磊在那个阶段真实的想法和状态,“还是希望更多人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如果太曲高和寡的话,会觉得做音乐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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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宽。摄影:邓攀

VICE中国主编刘阳子曾评论过,没有哪支乐队比新裤子更加适应如今大城市中年轻人的流行音乐需要,他觉得新裤子这一批乐队,一开始就是为了跟商业文明呼应,在假大空和暗脏颓中制造缓冲地带而出现的,“他们在按照唱片业规律办事:写自己的歌,在应该雕琢的地方雕琢,考虑并重视受众,保持风格的同时,以调动受众情绪与收获欢迎为重要但非唯一目标。”

可是观众叫好了,新裤子的困惑有解了吗?

他们似乎还在找答案。

一次,摩登天空副总裁胡嵬带痛仰去美国参加摩登天空音乐节,新裤子也在。自从摩登2015年花了上千万签约痛仰之后,胡嵬就成为乐队的经纪人。不仅令痛仰站到了更高的位置,更成为公司的“印钞机”,这次签约,从业务战略到资本估值,乃至到经营出来的现金流表现多方面获取了全面胜利。

新裤子看在眼里,他们问胡嵬,如果从地下走到地上,痛仰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

那次后台的交流并不深入,但胡嵬也觉察到新裤子有意识地在思考该如何突破自己思维的定式。

到了2018年中旬,沈黎晖突然问胡嵬,“新裤子不然你来带?”彭磊总是在骂公司,续约前提出要到胡嵬的团队,沈黎晖觉得给他们换换部门也好。

胡嵬显然是有顾虑,痛仰已经做成很好的职业标杆,再来个新裤子,同事管理俩大腕儿乐队,“多难弄啊,除非他们真的想明白要什么,愿意怎么努力,我可以当个加速器。”

新裤子表了决心,胡嵬按照自己的一套职业化方式开始运作。首先是社交媒体的建立。作为一支成立了23年的乐队,直到去年9月,新裤子才注册了微博。因为注册的晚,名字早被别人抢注,不得已加了一个下划线以区别,还自嘲“很像高仿”。更尴尬的是,起初粉丝数量不足50位,甚至没法申请加V。

《乐队的夏天》邀请新裤子时那个100万粉丝的说辞,也正好对标痛仰,痛仰2017年就在运营微博,粉丝过了一百万。

紧接着是巡演,大到形式、类型,小到歌曲顺序、说话时长,新裤子都被要求做调整。

综艺节目中,彭磊因为逗贫圈了一波粉,但在演出时,胡嵬觉得他不能老是插话,否则容易中断演出节奏。比如巡演到了成都,按照彭磊的习惯,总喜欢讲些个成都是个有文化的城市云云,胡嵬要求这毛病必须改:“除非弦断了你可以说这些,不然别随时都在说话。”

除了抠细节,胡嵬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是新裤子叫好不叫座。如果他们想继续往上走,工体是必经之路。其实早在2011年回归摩登时,沈黎晖就表示当年要给新裤子在工体开演唱会,结果最后变成了北展剧场。

这一次,工体又被提上日程,胡嵬希望开场前票就能被抢光。于是在新裤子巡演时,他们就开始有意识地公布抢票时间。几轮演下来,网上对新裤子已经聚集了足够的关注度。

在胡嵬看来,工体对新裤子不仅是一场演唱会,更是一次大型事件营销。哪些环节可以引爆,团队都事先做了计划。比如开票前,新裤子发了一首单曲《最后的乐队》来煽情,乐迷们一下慌了,以为演完工体,新裤子就要解散了。接着又拍了一组海报,重现新裤子首张专辑的封面,还引发了恶搞。

一系列铺垫预热之后,门票开售十分钟之内,就被尽数抢光,甚至抢瘫了大麦的服务器。彭磊有点不相信,直问老胡这是不是你运作的?

但这时沈黎晖又提要求了,“工体得给我赚钱回来。”胡嵬觉得,开场前票卖光才是第一诉求。因为这不仅有利于新裤子的品牌传播,也能让大家安心准备演出。

投入了一百多万成本,百八十号演职人员,等到今年3月23日,距离演唱会开场只剩三个小时的时候,胡嵬发现彭磊和庞宽坐立不安,手脚冰凉。

当时彩排结束,哥俩在屋里待不住,直喊冷。胡嵬一看这样不行,带着他们出去兜了一圈,“咋回事,这根本不像你们,就当是Livehouse嘛。”

彭磊说,“做这么多年演出,从来没有一个这么大的团队给我们服务过,万一演得不好,嗓子唱劈了,怕对不起你们。”

胡嵬乐了,“总算说句人话”,当晚的演出,新裤子发挥稳定,胡嵬觉得,这几个人都是比赛型选手,到那个点就能炸出来,从来没掉过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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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登天空副总裁胡嵬。摄影:邓攀

半年之后,庞宽还能记起当时的焦虑。“不光是在台上演出,还涉及到灯光、音响、很多细节流程,那么多团队加入进来帮助你完成这件事情,就怕里边一个环节出问题,演出就不完整了。”

工体已经给了新裤子一个爆点,等到《乐队的夏天》,他们的知名度扩散到了更广阔的人群。

“如果我们依然贫瘠,怎能为你排忧解虑”

手上两支乐队参加节目,胡嵬对新裤子和痛仰的诉求、定位完全不一样。痛仰已经在头部位置保持着稳定的人气和收入,他们需要的是口碑,这次节目播下来,胡嵬甚至没给痛仰的商演涨价。

而新裤子则截然不同,他们要成为王炸。痛仰现在有同事负责,胡嵬本人在新裤子身上花了更多心思,从表演形式、合作嘉宾、微博等社交媒体的表达等等,都做了充分的考量。“彭磊本人也是营销的天才,他对自己的认识以及对艺术的感知都非常好,我们只需要走在正确的路上。”

和Cindy的合作就是充分考量之后的结果,一方面能在互联网上产生话题,另一方面,作为双主唱乐队,也需要给庞宽表演的机会。

几个月下来,这档节目无疑给新裤子带来更多的收获和变化。他们的通告已经排到年底,演出价格也上涨了20%~40%,而多次作为音乐节的压轴乐队,新裤子原本就不便宜。

因此,当沈黎晖收到别人让他转交给彭磊的一万块钱时,才会问对方:“你知道彭磊一年挣多少钱?”尽管这样,网友们还是不放心,他们在彭磊的豆瓣帖子下留言:沈黎晖把一万块钱转给你了吗?

庞宽觉得,这事儿得中立来看,发了倒也没有,但也不会说苦的时候没饭吃。

王硕说,彭磊的生活习惯很有意思,至今还会去家对面的学校食堂吃八块七的套餐,倍儿开心。此外,乐队主唱的身份之外,彭磊还是个导演、插画家,甚至还办过个展。他创作了一套咪咪和嘎嘎的卡通形象,为了推销自己的画,在家吭哧吭哧画一年,出了本漫画书,结果画还是没卖出去。

直到最近,这些卡通形象为主的书籍、周边才开始被带货,就连彭磊做的微信表情包,购买人数也从一百多人涨到了十几万。

现在再出门坐地铁,彭磊得戴一口罩,毕竟认出他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一次他去参加活动,在地铁上碰到刺猬乐队的女鼓手石璐,发现她不仅不戴口罩,还压根儿没被这事困扰:“我就要看看现在能有多少人认识我。”

主唱赵子健嘴上说着录节目特烦,等着急了却给节目组打电话:“你们怎么还不录我,什么时候让我去?”庞宽调侃刺猬“膨胀的都不行了”,他觉得新裤子该干什么还会继续做,“我们20年了,大风大浪,什么世面都见过了。”

我们采访的前一天,新裤子刚给某运动APP拍了广告,在这之前,摇滚乐队几乎没有接过什么广告代言。在他们的收入来源中,现场演出占到70%。胡嵬觉得这个比例应该降到50%,剩下的由版权、商业合作等类型构成,这样才算是一个真正职业化的音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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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被访者

虽然有钱赚,可一天下来,俩人还是被搞烦了,“这玩意儿耗一天有意思吗?”但该配合时候还得配合。

去年有段时间,为了提振新裤子的状态,胡嵬布置了作业,一天写一首歌。没想到彭磊乖乖照做了,虽然质量参差不齐,但还是坚持了十几天。

带乐队,胡嵬有一套自己的方法,他觉得乐队想变得职业化,关键要有职业的系统,不仅需要职业的灯光师、音响师、巡演经理等,还要有个人能把这些攒到一起,服务好音乐人。“音乐人的精力应该放在创作,而不是运营自己,他们真正需要的是职业的经纪人。”

而新裤子直到最近这一两年才开始思考是不是要做一个职业乐队,这意味着作品要有专业度、流行度和完成度。庞宽眼里艺术家好当,反而是流行、有商业标准的东西难写,这对新裤子来说也是挑战。

刘阳子曾写道,“职业化保证了技艺的精益求精,保证了音乐作为商品的高质量,保证了天才之作的出现概率。”他拿新裤子的作品举例,就像《Bye Bye Disco》这样的神作只可偶遇,不可多得,但如果没有足够的《DiscoGirl》、《囍》、《北海怪兽》在底下铺着,又怎么能期待《Bye Bye Disco》从地里长出来?

彭坦:谁来揭开一块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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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坦。来源:被访者

达达乐队走起来

说起达达的未来、计划,彭坦也没法儿细致地排列出个坐标轴,就权且被推着走罢。未来打哪儿来倒清楚得很,按诸常理,乐队的出路从来只需捋两条脉络,头一个是创作,为了准备仙人掌音乐节,他们在北京排练了俩礼拜,间隙弹了几组动机,录成demo,搁硬盘里存着;二一个是市场,仙人掌演完,很快有电话追来,四人又被邀请去扬州再演一场。

手机就是这么个物件,不论你承不承认,现代生活大部分的可能性都是以此肇始,谁操弄谁简直说不清,彭坦说他愚蠢抵抗了好几年,终于还是换了个智能机,乃至于达达乐队重组的契机,也打由手机里来。彭坦讲,许晓峰是二十年前带达达入行的大哥,年初,大哥拨来那通电话,想让乐队上第二届仙人掌音乐节,他全无二话,拍胸脯说没问题,我招呼哥儿几个一声。其实彭坦和吉他手吴涛、贝斯手魏飞如今都住北京,就鼓手张明长居武汉,四人合计着都说试试吧,实则心里都不很有谱。

十五年没以达达乐队的名义活动,重聚的意义简直大过表演,重聚带来的结果又有两层,一个是压力,当然压力大虽大,演得还是稳稳当当,乐队复刻了原版编曲,program几乎没加,主题就是还原、再现;另一个是动容,几百歌迷从外地追到成都仙人掌,散场没走,拉着四个人躺草坪上拍大合影,发到微博上,一波一波的人跑来感慨青春,稀里哗啦的。当晚还有人张罗去火锅店聚餐,新老乐队聚了一大帮,突然唱起歌来,人们抬着高旗唱完陈胜吴广,又搂着彭坦唱南方。

剧情到这,达达就没法儿还完大哥人情便又拍屁股散伙了。勾人念旧的事情一边发生着,选择的压力也迫近过来。彭坦说乐队在写新歌,先保持一段连贯的排练、演出状态,看看能不能延续创作。自媒体不断有喊话的,说让达达上乐夏,黄觉发了条微博,说彭坦前阵子跑崇礼开卡丁车,把肋骨弄折了,又说乐夏有第二季的话,死活要把达达薅出来好不好,底下回复了几百条说必须的。采访的时候,我们也问彭坦,要不要去参加节目,他说嗨这个,顿了顿,又说,嗨。所以想来也是,不论主观想不想,客观合不合,此刻当着媒体这话是没法聊。

乐夏可是一场不落地追,彭坦说他不但追主节目,还要在专题里翻小花絮,直搜罗得渣儿都不剩,再眼巴巴等下一期,头回被综艺节目拴得这么结实。问他果真那么好看,他说综艺勾人的技巧真厉害,节目也是真好看,开眼界,一上来发现至少一半乐队没听过。其实讨论音乐节目,本质上讨论的是对音乐的态度。彭坦看完头几期,除了收获兴奋、感怀这类情绪,也窥见部分现实,比如受众内容取向,更打动现场的还是冲击性的声音和冬阳似酒的暖心故事,Click#15、和平和浪、玛斯卡玩的音乐生动又新鲜,最初却得分都不高。

另一个现实是关于职业化,都知道中国摇滚搞30年了,结果选出31支乐队,里头大半还在兼职做音乐,也真让人没想到。

市场审美没进步,乐队职业化没进展,尽管产品介质、传播渠道、演出形式不断变化,但对独立音乐人来说,创作和收入两条红线却没整体进入新时代。

拿彭坦来说,自2000年宋柯、许晓峰把达达签进华纳算起,入行也快20年了,但职业化于他来说,也是个相当缓慢的觉醒。最初从武汉来北京,进华纳,按彭坦讲话是个很被动的过程,第一张专辑《天使》在武汉写完,到了北京连歌都不用选,直接开始录音,制作,接着就发唱片,见媒体,彭坦走到哪儿都被人说像谢霆锋,没多久就给他说腻歪了,发第二张专辑前,把长头发给剃了。第二张专辑是《黄金时代》,乐队四个人闭关搞了几年,彭坦说,当时乐队对它寄望极高、充满野心,但得到结果却是市场反应冷淡,又加上华纳人员变动,宋柯、许晓峰先后去职,乐队也因此解散,最怪异的事实是,这张唱片在此后数年中,又持续卖掉了数十万张,这或许证实了唱片在音乐品质上的成功,但毕竟已是后话,彭坦记得,从《黄金时代》发布到乐队解散,不过一年有余,其间乐队四人承受了巨大的失落。

乐队解散是创作理念和市场反应、公司战略碰撞的惨烈结局,也是音乐人彭坦第一次面对职业困境。在那个时期,失去唱片公司的合约,基本等于被切断职业路径。没有演出,没有收入,彭坦开始对一个基本问题抱有怀疑,我究竟是不是干这行的?

他跟职业之间断档为期大约两年,至于两年时间的状态,说来也简单,就是宅着,偶尔写写歌,父母不时给寄点生活费,接济接济。每当觉得这样不是个事的时候,就跑去街上买手递手,却又发现报纸上招的净是厨子、会计,门槛太高,思来想去,动了送快递的心思,当时彭坦老在当当上买书,觉得送书这活计干得过,蹬车子总会吧?

那根弦还是让现场音乐给续上的。2006年朝阳流行音乐节上看到台上supergrass排山倒海的表演,彭坦开始反问自己为什么要困惑呢,他说感觉特别强烈,他说我觉得我跟Gaz Coombes(supergrass主唱)一样,他说我也是一个站在那里的人。于是回家把报纸卷吧卷吧扔了,把手里写的歌整理好,跑太合麦田去拍门找宋柯。

十年前的个体户

太麦时期彭坦交出的唯一一张唱片,是让他和这家唱片公司都甚有收获的《少年故事》,但在商业和市场的成功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与音乐人职业身份绑定得更加紧密起来。从最初签约华纳到做《少年故事》之前,七年间,彭坦基本是自闭状态,除了公司里事务,很少与人打交道,到这张唱片,他才开始全面介入制作,寻找乐手,进入圈子——假设真有那圈子的话。

此时,彭坦也开启了巡演,周期漫漫,大约前后持续近两年。回溯来看,这又是个很值得玩味的时点,是以音乐节为代表的现场音乐演出市场爆发前夕。他在此时开始意识到关于独立音乐人这份职业另一个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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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坦。来源:被访者

彭坦意识到音乐人工作中缺乏系统归纳,难以实现延续性。例如,早年达达乐队在华纳时期的视频、音频、文档、资料,由于人员变动,公司搬迁,除了最终发行出来的两张唱片之外,几乎全数遗失。现场演出实现延续性则更加困难,无论从歌手、乐手、舞美还是歌迷,livehouse表演几乎全是一锤子买卖,不论演出效果多好,在结束之后的几天内,这次演出对所有人而言即消失不见了,没有记录,也无从回溯。

此时彭坦已经在尝试掌控一些东西。回头来看的话,他与同事的合作已经开始有进阶式的交流。以唱片宣传为例,在《黄金时代》开企划会之前,他跑设计师家里,俩人熬夜吭哧吭哧做了一版封面,第二天一上会,就因为太lo-fi,不商业,当场被否。而到了做《少年故事》时,企划会上同样有人觉得某首歌缺乏卖点,彭坦已经学会去给人解释自己的创作初衷了,不像华纳时期,人家说你两句,你就赶紧回家生闷气去,或者要宋柯出面,说你们几个小孩太嫩啦,还是听我的吧,这样彭坦连辩驳都没有,他拿老宋完全没辙。

在演出上,此时彭坦开启了一个新的计划,每年年末在livehouse里办跨年。2008年年末是第一场,提前三个月,彭坦就开始张罗此事,他拉着同事跑了北京大大小小十几个场馆看场地,连中山公园音乐堂都看了,始终没找到一个能介于北展和livehouse之间的,适合摇滚乐演出的中型场地,最终还是选了星光现场。

彭坦此前跟太麦签的是一张唱片合约,所以大概也是从这场演出之后,他逐渐成了个体户。短短几年过去,他与职业的关系和解很多,此时全无是否延续职业的顾虑。从第一次跨年专场为出口,彭坦开始自己攒舞美,灯光,设计,音响,一开始找合作过的人,但人脉不够,远远不够,于是便再请人介绍,这场演出实现了不错的表演水准,也头一次把北京livehouse票价拉高到150元、200元的档位。

采访到这里,我突然发现,彭坦与多数疲于演出、囿于巡演的乐队、歌手在这件事的态度上截然不同,很多人宣称,演出尤其是连续演出,对表演者是巨大的消耗,而彭坦似乎始终在以正向的思考方式在对过往的演出做回溯乃至推演。只是他仍然无法以一己之力解决关于演出的正向积累的问题。就跨年专场来说,彭坦后来意识到,每年自己都要从一个几乎为零的基础上实现整场表演,每次与调音师、灯光师、整个制作、宣传、企划团队,乃至舞美的磨合,都像是份阅后即焚的资料,从2009年到2013年,每年的专场,这些岗位几乎每次都要换人,头一年的合作方,第二年的费用、档期都有可能不匹配,聊起来彭坦直摇头,每年一次合作,每次对人都是消耗。

当彭坦看到包括郭顶、陈粒、曹方以及某些独立经营的歌手开始用持续稳定的演出来搭建长期团队时,已经是好几年之后了,市场开始有容量接纳这些人。彭坦意识到,他做出尝试的时机早了点,在没成熟的市场里,没获取足够的空间,只博得了一个缝隙,他对此事的说法是,搏斗了,败阵了,也挺好,起码脑袋里对独立音乐产业的认识清晰多了。

当个体户的时候,彭坦用发《少年故事》攒下的钱,在双井建了个小录音室,叫白房子,后来还写到了歌里头,此处正好离当时百子湾的摩登天空办公室不远,此外,他还独立制作发行了一张不插电专辑、一张EP。在随后那张概念化的《迁徙》录编缩都弄完时,彭坦在白房子楼下,碰见了跑步的沈黎晖,随后事情的经过是:上去坐坐啊,听会歌,不错呀,来我们这儿发吧。

不久签了约,彭坦把《迁徙》拿到摩登天空发了,随着摩登旗下的各类音乐节起势,他也固定在公司的平台上去做演出,便给个体户巡演模式叫停了。我问他应该怎么看待这段经历,彭坦的说法是,很无力,但不悲壮,没多牛逼,也没被瓦解。

到了摩登以后,彭坦跟音乐公司的合作转化成了一个可描述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定义成服务性质,相互激发。在这种关系下,如果音乐人自己的表达不充分、不独立,那么公司也很难将其渲染包装成一个完整的东西出来。

华纳和太麦时期,彭坦对唱片企划的参与集中在局部,细节,比如字体不够好,比如颜色不正,如今他做过唱片、EP的发行,独立做过巡演,对音乐从创作到制作的把控越来越系统、完整。在《迁徙》之后,又发布了一张《电子天才游戏计划》,概念是与12位电子音乐人合作12首《迁徙》歌曲的Remix版本,去年发了几首单曲,也继续在尝试电子音乐的唱作,而就尚未发布的整张专辑来说,除了请杨策给一首歌弹了一轨键盘之外,其他乐器和混音都由彭坦一手完成,主旨是更加偏向私人化。其实这种音乐路线和创作方式,在他人看来并非全无问题,沈黎晖认为彭坦是主唱当了很多年,如今阶段性地陷到制作里去了。俩人最近有过一场深入交流,甚至也谈及了达达乐队的后续计划,但沈黎晖并不愿意透露交流的细节。

揭开那块红布

彭坦觉得,无论如何,乐夏给中国独立音乐人和乐队的生存方式,展现了另一种更辽阔的可能性。此前在筹备乐夏节目时,沈黎晖就告诉马东,乐队内容一定是音乐类的综艺内容里最后一块富矿。照此逻辑,这档节目的出现,本质上也是由视频产业乃至资本与独立音乐的一种融合。彭坦将这种更大层面的逻辑视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力量,他说,从乐迷、乐评人到乐手,独立音乐自下而上的热情一直存在,但此前自上而下的力量则始终是缺位的,如果没有更多上方力量的协同,独立音乐即便是块富矿,也会始终盖着一块红布。

张亚东在节目里说中国推广十年钢琴,也不如出一个郎朗,彭坦非常赞同,他说看到盘尼西林的小乐时很激动,认为此人是最有超级明星气质的主唱,有朋友觉得小乐太膨胀,彭坦完全不以为然,说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或许独立音乐在主流边缘待得太久,在给自己划出莫须有的界限吧,盘尼西林所有的表现就是太好了,他们就是摇滚明星,他们应该挣很多很多钱,他们应该上完节目就买车买房,未来过上摇滚明星的生活,就像亚东说的,年轻人应该被推出来,他们应该成为巨星,成为能够引领产业的人。

我问,“你会这样想,是因为自己也有年少成名的经验,还是如今年纪大了一点,变得更宽容了?”彭坦笑,“都有吧,我要跟他一般大,我肯定也不差他啊。”


海龟先生:爬过丘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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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龟乐队。来源:被访者

“往哪儿走,妈妈”

写下《男孩别哭》14年后,妈妈告诉李红旗,里面有句歌词写的不错,这让他觉得挺奇妙。变化,是从《乐队的夏天》开始的。虽然最终止步于Hot5,但海龟先生还是在这档节目中聚集了不少人气。

起码父母因为画面的形式重新看待了儿子这些年做的事情,“上了电视,好像是有出息了。”

要知道很多年前,李红旗的梦想还是回家时候摆一堆钞票,“砸在家里、砸在世界的脸上、砸在我爸妈的脸上,让他们看到我去做摇滚乐依然是对的。”

但现实情况却是困窘时,还得伸手管家里要房租。李红旗靠音乐真正能养活自己,已经是2010年。

同样来自广西、同时期成立的旅行团乐队,在找寻出路时,选择了北上,签约到摩登天空。而海龟先生在小酒馆摇滚摄影师蔡鸣的劝说下,2007年来到成都,当起了个体户。

在那前后,成都的独立音乐场地也开始增多,海龟先生经常是上半夜演完小酒馆,下半夜跑到麻糖酒吧接着嗨。赚了钱就去喝酒,钱快花光时,演出机会又来了。

他们第一张独立专辑的名字叫做《POGO不如跳舞》,音乐轻快、活泼,适合派对上调动气氛。而如今海龟先生风格的转变,该怎么形容呢?有个例子是,海龟先生的一次演出现场,有乐迷挤到第一排跳水,结果没人接,头着地了。有音乐博主评价这事儿:“海龟先生确实没有能让人想玩跳水的冲动”。

李红旗有段时间还在抗争,“乐迷都想躁起来,我就想干嘛要躁啊?”但也有抗不过的时候。比如《男孩别哭》《玛卡瑞纳》的创作,乐评人王硕记得其实是海龟先生做专辑时正好差两首歌,然后才迅速写出来的。但正是这两首作品,给海龟先生带来很多粉丝,连李红旗也不太明白它们到底有什么魅力,“乐迷好像就是为了这歌买票来的,如果不演的话,就有点缺斤少两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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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评人、《摩登天空》杂志主编王硕。摄影:邓攀

就连上《乐队的夏天》第一轮选歌,节目组也强烈建议唱《男孩别哭》,因为这歌流量高、群众基础最好。

李红旗开始不太赞成,那首歌写于他们还不成熟的时期,没有办法完整表达他的信仰。他担心万一第一轮就被淘汰,岂不是浪费了表达的机会。但节目组对海龟先生有信心,果然,第一场唱完,他们就拿了第一。

加分项里还有服装和舞台表现,这要归功于贝斯手蒋晗。蒋晗平常对于服装就很讲究,在家里也会和老婆一起讨论研究。每次选好演出曲目,蒋晗就会按照歌里表达的气质去搭配适合的衣服,他觉得服装本身就是舞美的一部分,“把自己打扮好了,是尊重舞台,也是尊重乐迷。”

李红旗和吉他手黄巍平日里穿惯了宽松的衣服,但为了节目也会换上不是很舒服的装扮。天儿热,衣服又多,再加上紧张,李红旗唱歌时都不敢把动作做大。

海龟先生的舞台表现,得到了彭坦的高度评价:“你能在那个舞台上看到,哪些人是在拿音乐人当职业,哪些人就是为了自己的抒发表达,从参与度上看,这些乐队高下立判,好的乐队,就能够从职业的角度去把热度能量持续下来。”

职业这事儿,乐队三个人都没怎么琢磨过。不同于新裤子、刺猬兼职做乐队,李红旗和蒋晗一直都是全职做音乐,从没上过班。

李红旗倒也冒出过念头,如果做音乐实在养活不了自己,送外卖也不是不可以。最难的时候没饭吃,他甚至和室友分吃过一袋方便面,尽管这样李红旗还是觉得自己幸运,“2009年以后音乐节多了,市场开始有体量接受这么多摇滚乐队,如果我们90年代出来,肯定撑不到现在。”

在《圆桌派》中,二手玫瑰乐队的主唱梁龙也分享了类似的经历,2008年之后,音乐节的井喷确实改变了行业的命运。“以前基本上就是黑着巡演,没有什么收入,2008年到2010年往后,我们也是从两万涨到四万、八万、十万然后十五万,然后二十万,成倍地涨,这是一个大变化。”

“依丛林法则而发展的正义,佯装真理”

黑色幕布里,一只鸽子飞不出去。

这是海龟先生第二张专辑《Where Are You Going》的封面,也隐喻着李红旗正在信仰里费力挣扎。

明快洒脱的旋律走向了曲折幽深处,2008年经历的汶川地震,不仅改变了李红旗的信仰,也让海龟先生的音乐风格发生了变化。

作为一个80后,他给自己起了新名字“李红旗”,对自己的过往也产生怀疑:“以前那些作品跟真相的关系比较少,只是在快快乐乐,好像是种粉饰太平。”

“娱乐至死”、“给摇滚绑架”、“犬儒主义”等命题,开始贯穿在海龟先生的音乐中,这样风格的转变,有可能会让他们失去一部分市场和受众,但李红旗还是倒向了艺术那一端。

打一开始做音乐,海龟先生没想着刻意迎合市场,但他们也意识到自己的音乐还是有很大的商业潜质,朋克、雷鬼、Ska,都在尝试,不像传统摇滚乐那样极端,也有很多人喜欢。

2012年签约摩登天空之后,海龟先生推出了一张同名专辑,公司给的定位是一张“拥有流行讨喜面孔和根源摇滚乐身躯的专辑”。他们一直在用大众能接受的表达方式做音乐,这样也能拥抱更广层面的受众。

因此,虽然海龟先生的后两张专辑在内容上变得严肃起来,但在表达方式上,还是会考虑市场和大众。

原本定位在50-70后受众的海龟先生,意外收获了不少90后乐迷,之所以愿意上综艺,李红旗也是想去到一个更大平台,吸引年轻群体。

录制《乐队的夏天》之前,海龟先生正在进行新专辑《咔咪哈咪哈》的全国巡演,蒋晗记得有些站的票房不如预期。

这对海龟先生这样的老乐队无疑是个挑战,“不同风格的新乐队越来越多,很多乐迷看过你的演出了,可能就会选择新面孔。”

今年6月的天漠音乐节上,我也看到了这样的一幕:逃跑计划在主舞台还未表演最后一首歌,另一个舞台上,盘尼西林乐队即将登场。只见大量乐迷纷纷转身,跑向了盘尼西林那一边。

节目播出后,海龟先生自然也享受到了这样的红利,据胡嵬观推测,摩登天空这几支上节目的乐队中,海龟先生的演出费涨幅最多,比起新裤子和痛仰,海龟先生以前的基数要低一些,因此增量也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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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龟先生巡演杭州站。摄影:Panda

此外,除了巡演和音乐节,海龟先生也在拓展新的收入来源。最近他们就和欧阳娜娜合作了一首《奇遇》,这是手游《龙族幻想》定制的主题曲。

从《中国有嘻哈》到《乐队的夏天》,沈黎晖对综艺看得很明白,“任何综艺给到艺人的流量,短期都可以很快提升变现,红利期里你要涨价,很快就能涨上去。但到了中长期,还得拼真本事。”

在沈黎晖看来,《乐队的夏天》最大的好处,是把乐队的斗志激发出来了。以往哪个乐队挣钱多,大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反正不是同一个音乐类型。“但到了节目的舞台上,如果不淘汰,大家比完分账,还是该干嘛还干嘛。赛制其实挺公平,表演时长也一样,你就得靠真本事,所以这帮乐队后面就真急了。”

但根据胡嵬的观察,比赛结果中,音乐可能只占50%,更多的是谈话的内容,他觉得海龟先生吃亏还在于谈话的内容不够精彩。

李红旗当年去成都,第一个演出的地方是小酒馆旁边的一家咖啡厅,老板正是胡嵬。相识多年,胡嵬眼里的李红旗,“在舞台上真的是那种Rock Star的气质,舞台形象非常好,但他说话的时候就会完全变成一个中学老师。”

采访时李红旗直言这也是他当下面临的压力,最近他的采访量翻了几番,一方面很珍惜能表达的机会,另一方面又怕自己说错话,拿捏不好尺寸。

当初上节目,他因为紧张,不敢面对镜头,必须得戴墨镜,所以一直显得很拘谨。而至于金钱和名声,李红旗觉得这不是什么坏事,起码能让他有更多表达空间和话语权。节目过后,李红旗觉得可以养家,就足够了。“稍微有一点点紧张度,不会因为太富有影响创作,也不会因为太穷,没有人喜欢就失去自己,至少能让我维持在合适的地方。”

而蒋晗和黄巍还没感受到特别明显的变化,只是工作安排变多了,粉丝也增加了一些,不久前他们在秦皇岛参加一个演出,在一位大明星登台前表演,发现下面互动的人比之前多了一些。

如今,海龟先生也更注重台下的反馈,希望找到更多潜在的听众,用他们能接受的方式来表达,而不是自说自话。

至于张亚东所说的“人人都想当梵高,但是不想割耳朵”的问题,李红旗没觉得困惑,“如果为了迎合大众,我可以写出更多的《男孩别哭》《玛卡瑞纳》。但我们能做的平衡,就是改变说话的方式,至于是轻松还是无厘头,我还在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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